撰集與傳承：孔安國與《孔子家語》考論
作者：陳以鳳（孔子研討院副研討員）
來源：《論語學研討第三輯》
《孔子家語》別名《孔氏家語》，簡稱《家語》，是記錄孔子、孔門門生思惟言行以及諸國故事的經典文獻。《家語》的成書與晚期長期包養流傳有一個相當復雜且含混不清的過程，致使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都被疑為偽書，甚至被視為偽書的典範之作遭到批評。受“偽書說”的影響，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家語》與經學年夜師孔安國的關系也是疑點重重，聚訟很久。而這一問題又牽涉甚廣，特別是與《家語》后序的真偽等學術疑案息息相關。近幾十年以來，大量出土文獻相繼問世，為從頭認識諸多傳世古籍的成書和流傳情況供給了難逢的契機。借河北定州竹簡、安徽阜陽木牘、上海博物館躲戰國楚竹書等出土文獻的面世，《家語》的相關研討也迎來了新的局勢，“偽書說”的觀點漸生動搖。基于學界研討現狀，本文結合早先出土的文獻，踵武前賢，擬就孔安國與《孔子家語》的關系作一考證論析，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斧正。
一、《家語》“孔安國序”再考核
今傳本《家語》為魏王肅所注，并附有序文，詳細記載了此書的資料來源、成書過程及晚期流傳等情況。依據序文的文風和內容，學界普通將之分為三篇：一篇以孔安國口氣撰寫，被稱為“孔安國序”；另一篇撰者不明，但從內容上看，寫作時間明顯晚于孔安國，被稱作“后孔安國序”；第三篇是王肅注解《家語》時的自序，簡稱為“王肅序”。前兩者又多附于《家語》一書后面，被通稱為“后序”。“孔安國序”最早將孔安國和《家語》直接聯系起來，對于考核《家語》成書問題意義嚴重。如顧頡剛師長教師曾說：“王肅偽作《家語》，賴以欺人者在其所偽造之孔安國序及孔衍表。欲辨《家語》之偽，不成不先知此義也。”此言雖意在聲名《家語》之偽，但也說明了欲研討《家語》無法繞過“孔安國序”這一事實。
宋元以前，沒有學者懷疑《家語》“后序”的真實性。明正德年間，何孟春注解《家語》時最早對“孔安國序”提出疑問，云：“《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躲之余，實孔安國為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可見何氏認為“孔安國序”是王肅代作。清代學者多承襲此說，如朱彝尊云：“安國《家語》‘后序’疑亦后人偽撰。”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說：“《唐志》有王台灣包養肅注《家語》十卷，此即肅掇拾諸傳記為之，托名孔安國作序，即師古所謂今之《家語》也。”而當時《家語》辨偽的代表人物范家相，不僅收錄了完全的“孔安國序”，并且逐條作按語，證明此乃王肅偽作。經過范氏的論證，此序偽作幾成定論。至近代，在以顧頡剛師長教師為代表的“古史辨派”筆下，《家語》之偽已是鐵板釘釘，“孔安國序”則是王肅偽作、欺瞞眾人的幌子。如屈萬里師長教師認為“孔安國序”是為《家語》抄襲諸書、改易舊文作掩飾，它與孔衍奏都喜用“正實”兩字，大要出于一手，為王肅或其徒所偽作。近三十年來，當代學者在對《家語》一書進行從頭研討的同時，對“孔安國序”的真偽問題也有論及，年夜致可分真、偽兩派，但學者們多僅是聲名觀點，鮮有深刻探討者。有鑒于此，筆者對“孔安國序”做了詳細的論析考辨。起首，考核、比勘《四庫全書》《文獻通考》《西漢文紀》《家語證偽》，以及japan(日本)的太宰純本、岡白駒本六個版本之“孔安國序”的內容，得知六個版本所存在的異文多系輾轉傳抄所致，不關乎對其真偽的鑒定。其次，匯總諸家對“孔安國序”所提出的重要疑點，如“七十二門生”之說晚出；秦始皇焚書“不燔諸子”與史實不符；序文所載“荀卿與秦之書”“高祖克秦，悉斂得之女大生包養俱樂部”與“呂氏專漢，取歸躲之”以及“漢景帝時募求書籍”等事其他文獻不載；王肅不提孔安國編輯《家語》一事令人費解。通過對這幾處疑點審查論析，我們發現“孔安國序”內容上的飽受質疑之處，細而繹之，并不克不及成為鑒定其晚出或偽作的切實證據。最后，其他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及《家語》自己的記載可佐證“孔安國序”相關記載。如：《論語》中所載孔門門生記錄、收拾孔子言論的事跡與序文所提《家語》編纂資料的來源若合符節；上博簡《平易近之怙恃》竹簡形制特征與序文所說起的竹簡情況基礎合適；阜陽雙古堆漢墓出土簡牘的情況亦在很年夜水平上可以證明序文所記述的《家語》資料在漢初“散在人間”，“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等情況。
此外，“孔安國序”對《家語》流傳、成書的細節記載清楚，其他文獻未有齒及，從所載一些關鍵細節上亦可對其作者作公道的推知。其一，序文觸及一些具體時間，為我們考核其作者供給了主要的線索。如云“元封之時，吾仕京師”，此中“元封”為漢武帝的年號，也是整篇序所提到的最后時間，故而其作者當為武帝時人，卒于元封包養網dcard年間或其后。而孔安國年夜約生涯于景帝前元元年(前156)至武帝太始四年(前101)年間，與假定作者的時間契合。其二，序中詳述《家語》輾轉流傳的過程，如：“孝景天子末年，募求全國禮書，于時士年夜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成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躲之秘府。”對《家語》資料的重得以及竹簡的混亂情況這種細致具體的描寫，我們認為只要親歷其事者才幹講得這般清楚，即如胡生平師長教師所言：“王肅可以根據孔氏后人供給的資料寫出孔氏的門第譜系和安國的生平，可是大要很難包養價格編造孔序所述‘孔子之言及諸國事、七十二門生之言凡百余篇’簡書進秦，歸漢，流傳的經過。”孔安國正生涯于漢景帝、武帝時期，為親歷者，對這一過程有著詳細清楚，從時間上看此序完整能夠出其手。其三，“孔安國序”云：“竊懼祖先之典辭將遂泯滅，于是因諸公卿士年夜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此處作者交接了“本身”撰集《家語》的動機以及獲得《家語》資料的經過。所謂“竊懼祖先之典辭將遂泯滅”，顯然是為彰明祖宗之業，與孔安國為孔子后裔的成分相符。還需值得留意的是，序文介紹《家語》資料是通過“私以人事”(即通過私家關系)才“募求其副”，筆者認為這種非正當途徑得書的過程生怕只要當事人明白，別人難以偽造。
故而，“孔安國序”在歷史上雖然受《家語》“偽書說”的影響流傳不廣，但也經歷了復雜的傳抄過程。各版本之間的異文乃傳抄所致，并不克不及成為鑒定其是偽作的確鑿證據；序文自己的內容，并無分歧史實的謬誤之處，也與迄今所見的出土文獻毫無捍格。且序文內容的細節之處，往往非親歷其事者不克不及逐一俱道，后人難以偽造。按照《家語》編排方式，此序當是成書之際業已完成，早于王肅之時。故而，就今朝的研討而言，《家語》“孔安國序”存在較年夜比例的真實性要素，當為西漢包養網ppt孔安國所作。
我們必須留意到“孔安國序”與“后安國序”、《家語》三者的真偽不克不及一概而論，需求具體剖析考核。“后安國序”關于孔壁出書的種類、孔安國的年齡以及獻書的時間等方面的記載多有令人質疑之處，還有待深刻研討。而今本《孔子家語》已非孔安國編輯時之原貌，經歷了王肅注解以及上千年的輾轉流傳，大批的收拾與改動天然難免，但這并不等于偽作，需求穩重對待、感性研討。
二、孔安國編集《孔子家語》
“孔安國序”是探討孔安國與《家語》關系不成或缺的主要參考。近年來的出土文獻多有與《家語》《說苑》內容附近者，比勘之下透漏出不少孔安國編集《家語》過程中的具體細節，使我們對于孔安國的任務有更細致的認識。上面即依據序文所載，并結合今朝的出土文獻資料，詳加論析孔安國是若何編集《家語》一書的。
(一)資料彙集
“孔安國序”載：
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祖先之典辭將遂泯滅，于是因諸公卿、士年夜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
孔安國此段自敘雖文字未幾，但信息豐富，介紹了他編集《家語》的緣由，搜集原資料、撰集等任務的過程。由序文後面所述：
呂氏專漢，取歸躲之，其后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功德者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天子末年，募求全國禮書，于時士年夜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不成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躲之秘府。
可知漢初“《孔子家語》原簡”的狀況是：其先散在人間，與他書妄相錯雜，后進秘府，由“掌書”負責掌管。而此時孔安國正于京師任諫年夜夫，知悉此事，“竊懼祖先之典辭將遂泯滅”，出于對孔包養站長氏祖業的珍愛包養管道，“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淺顯地講，他是通過非正當途徑獲得“家語”原資料的，包養網dcard求取過程可謂頗費心思。故而這一彙集過程雖寥寥數語，但不難讓讀者體會到孔安國身為先圣苗裔、傳承家業的任務感和責任感。
(二)收拾編輯
“孔安國序”沒有記載孔安國收拾《家語》資料的詳細情況，今朝結合出土文獻學界對此方面的研討有所推動。如寧鎮疆師長教師指出：出土文獻如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章題中所載不僅與《孔子家語》的相關篇章年夜致對應，更與《說苑》非常接近，三者比較，顯顯露《家語》存在諸多改動、重組的痕跡，而這種改動當出于孔安國之手。不過原來存于傳世文獻的老問題仍然困擾學界，甚至由于出土文獻的參加而變得復雜起來，如傳世本《家語》與《說苑》所記內容有諸多互見之處，而定州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和阜陽雙古堆木牘既有與《家語》附近者，也有與《說苑》附近者，畢竟是誰抄襲誰的爭議之聲一向不絕于學界。筆者認為，客觀而言，四者的資料應該有配合的來源即先秦時期孔門門生對孔子言行事跡的記載。基于此條件，并參照學界相關研討結果，我們通過將《家語》與《說苑》、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章題比較，認為孔安國對原資料的收拾編輯任務，重要包含以下三方面。
其一，改動文字，剪裁資料。
起首，《家語》在稱號上為避諱作了改動。與《說苑》及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章題比擬較，《家語》所載多有分歧。如下表所示的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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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來看，三者內容附近或雷同，但在稱呼上阜陽雙古堆木牘和《說苑》都稱“仲尼”，惟《家語》稱“孔子”，筆者認為這當是孔安國對原資料作了改動。因為對于孔安國等孔子后裔來說，直接稱孔子之字“仲尼”是為不尊。別的，通讀《家語》全書，我們發現書中只要一處提到“仲尼”，即在《家語·本姓解》在介紹孔子的門第、包養甜心生平時云：“……生孔子，名丘，字仲尼。”而此處也是出于介紹的客觀需求。這一點更證明書中改稱“孔子”，是孔安國為祖先避諱的表現，也說明他在收拾《家語》時作了文字上的改動。
其次，《家語》在內容上有所省略。
阜陽雙古堆木牘、定州八角廊漢簡、《家語》、《說苑》皆記載了孔子被匡人圍困之事，列下表以示之：
仔細對比它們同中有異，差異有二：一是在第一句中，出土文獻阜陽木牘章題與《儒家者言》簡文都是“孔子之匡”甜心花園，而傳世文獻《家語》《說苑》均為“之宋”。據學者考證，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之匡”。二是出土文獻《儒家者言》與傳世文獻《說苑》，它們的記載都不止一次提到了陽虎，可是《家語》卻最基礎沒有言及。相形而下，《說苑》與簡文更接近，所述更公道。緣由在于《家語》只說“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卻沒有說明圍孔子是因為簡子欲殺陽虎，而孔子貌似陽虎。這樣看來，假如說上述五種文獻有配合的資料來源的話，那么很明顯改動能夠性最年夜的是《家語》。此處《家語》居心隱往陽虎，其緣由或如寧鎮疆師長教師的解釋，殺陽虎就要引出殺孔子，這顯然于“尊”不“諱”。孔包養甜心網子是孔安國先祖，在孔氏后裔心中的抽像高峻，非分特別受尊敬；而陽虎卻是魯國史上劣跡不少的背面人物，名聲極差。在孔安國看來，二者天然不成相提并論，為維護先祖抽像，故決心將其“長似陽虎”的細節刪往。此處與上述鮮稱“仲尼”一例，意圖雷同。
其二，潤色語句，解釋說明。
如上所言，阜陽木牘與《家語》《說苑》內容互見，同中存異，除了下面長期包養所列的改動稱呼、剪裁資料外，還能顯顯露孔安國對個別詞句的潤飾與詮釋，這從下舉數例中即可見得。
由語言比勘可見，《家語》更為精致詳細。如，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編號27章題：“子路持□孔子=問曰。”此章與《家語·好生》篇的記載相對應，其文為：“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同時《說苑·貴德》篇也有同樣的記載，其文作：“子路持劍，孔子問曰。”三者對比，可以看出《家語》中多了“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之”的抽像描寫，較之木牘與《說苑》簡單的“持劍”二字，更為生動。
又如，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編號29章題記載了孔子贊論晏子送曾子言之事：“曾子問曰包養價格ptt□子送之。”《家語·六本》和《說苑·雜言》有更為詳細的記述。
《家語·六本》載：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正人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啖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天性也，所以湛者美矣。愿子詳其所湛者。良人子居必擇處，游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失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正人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眾。”
《說苑·雜言》載：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正人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愿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正人居必擇處，游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變態移性者欲也，故不成失慎也。”
比勘之下，可以明顯看出《家語·六本》的語句更優美包養平台，經過了充足的潤飾，整體內容更清楚深刻。如記晏子所言，以“游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作類比，指出“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失慎乎”，從而凸起了“正人居必擇處”的主要性。而《說苑》的記載“(正人)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游必擇士，所以修道也”，雖也構成對仗，但“游必擇士”與“所以修道也”缺少必定的聯系，從整體上說也不如《家語》的表述層次清楚，更為深入。
在具體內容上，《家語》還有不少包養一個月解釋說明。如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編號20章題“孔子=行毋蓋”，對應《家語·致思》“孔子將行，雨而無蓋”一句。同時《說苑·雜言》亦有相關記載：“孔子將行，無蓋。”三者比較，可知木牘章題與《說苑》更為接近，而《家語》多出了“雨”這樣的佈景說明。
又如，阜陽雙甜心花園古堆1號木牘編號41章題為：“孔=見季康子。”《家語·子路初見》記載：“孔子為魯司寇，見季康子，康子不悅。”而《說苑·政理》中載：“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三者對比，木牘章題與《說苑》開頭語句完整雷同，而《家語》卻增添了對當時孔子成分佈景———“為魯司寇”這樣的解釋性說明。
再如，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編號46章題“孔子=之周觀太廟”，此章見于《家語·觀周》，文曰：“孔包養故事子觀周，遂進太祖后稷之廟。”《說苑·恪慎》則記載為：“包養網推薦孔子之周，觀于太廟。”此處也是木牘章題與《說苑》的表述更為接近，《家語》將“太廟”解釋為“太祖后稷之廟”。
由上述幾例可知，孔安國在編輯《家語》資料時不僅對行文加以潤色，並且增文補史進行了說明，便于讀者清楚工作發生的佈景。
其三，重組資料，合并章節。
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章題多是每章的開頭幾個字或許本章內容的歸納綜合語，將它們與今本《家語》對比，還可發現兩者篇章分合的分歧。
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編號19章題為：“子路行辭中尼敢問新交取親。”此章題見于《家語·子路初見》之文，謂：“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敢問親交取親若何？’”但在今本《家語》中該部門卻并非獨立成章，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些語句。同時《家語》此章的內容又分別見于《說苑·雜言》第34章、35章。而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編號44章題為“子路行辭中=尼=曰曾汝以車”，正好與《說苑·雜言》35章的內容相對應。由此可知，對于“子路行辭孔子”之事，阜陽雙古堆1號木牘和《說苑》都分為兩章記載。在定州八角廊漢簡《儒家者言》中亦有相關的記載，收拾者將之分作兩章。因對孔子的稱呼分歧，一稱“中(仲)尼”、一稱“孔子”，筆者認同分兩章的主張。為清楚考核四者異同，特列下表：
對比表中四者，可知區別有二：其一，章節分合上，除《家語》外，其他三者都是分為兩章的。并且從阜陽木牘章題的編號(19與44)看，這兩章相隔較遠。而《家語》的一章涵蓋了他書兩章的年夜意，顯然此處孔安國對資料進行了合并。大要他認為兩章都是以“子路行，辭于仲尼”開頭，情勢類似，故合而為一。其二，文字表述上，《家語》與其他三者也分歧。木牘、漢簡和《說苑》都是“新交取親”章在前，“贈汝以車”章在后，《家語》正好相反。寧鎮疆剖析《家語》此處顛倒順序是有特別考慮的，來由是：“贈汝以車”章前置就有明顯的統攝后章的意味，并且增加了“汝所問也，在五者中矣”“由請終身奉之”等承前啟后的語句，使得合并以后的章節更像“一章”。此解釋比較公道。從內容上看，原來兩章中孔子的答話都觸及“忠”“信”“禮”，確實具有相通之處。應是孔安國發現了兩章情勢類似、內容相通，將之合并為一章；在合并過程中還作了精致的改動修葺，如調整順序、增添過渡，使得包養感情合并后的新章節邏輯清楚、文通字順。
別的，寧鎮疆通過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對比，還列舉了《家語》其他幾個合并章節的例子。如《家語·六本》篇“吾逝世之后”一章是合并《說苑·雜言》的第32、46章而成，《家語·致思》篇“孔子謂伯魚曰”一章將《說苑·建本》的第14、15章進行了合并，《家語·六本》篇“回有正人之道四焉”一章由《說苑·雜言》的第29、30、31章合并而成。由此不難看出，孔安國收拾《家語》文獻時，還作了章節重組的任務。而將合并前后的章節比較，我們發現孔安國基礎上是把內容相通的兩章或三章進行合并，并且在合并中還增添了過渡語，使整章渾然一體，其高明的編輯手腕，令人嘆服。
(三)編次集錄
對《家語》原資料編輯之后，孔安國開啟了匯編成書的任務。“孔安國序”道“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此中“以事類相次”是孔安國編集《家語》所遵守的一個原則，即按工作的類別擺列章節順序，從而使整書的順序合適必定的邏輯。深刻考核《家語》一書四十四篇之擺列，確實這般。從整體上看，《家語》之編排是將從秘府獲得的《家語》資料的正本收拾所得的篇章置前，其他資料所得的包養心得篇章附后。具體說來，即如張固也、趙燦包養網心得良所指出的那樣：今本《家語》四十四篇，此中前三十七篇為門生所記孔子言行，實為全書之主體。第三十八篇《七十二門生解》介紹孔門重要門生，第三十九篇《本姓解》介紹孔子門第淵源，第四十篇《終紀解》敘述孔子往世。后三篇與后世在書末附以作者生同等資料的做法極為類似，具有全書附錄的性質。后面多出的《正論》等四篇記載孔子言論的文字，緣由在于呂氏所傳本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雜”，又因“與《曲禮》眾篇亂簡合而躲之秘府”而發生新的錯雜，孔安國將這些錯雜的資料匯編為后四篇，附于全書之末。這般看來，孔安國是基于《家語》原簡在秦漢間的流傳過程來編排全書整體篇目順序的。
就具體各篇擺列的順序來看，《家語》一些相鄰篇章之間也存在著內在的聯系，或許說有內在的邏輯。如《家語》第一篇《包養甜心相魯》講孔子仕魯之事，第二篇《始誅》寫孔子任司寇之事，兩篇都是講孔子執政包養app于魯的情況，故前后相連。又如，第十八篇《顏回》記載了顏回與孔子、孔門門生的言論交談，第十九篇《子路初見》雜記了孔子與門生子路、宰與、子貢的對話，第二十篇《在厄》記載了孔子在陳、蔡險惡處境中與諸門生的對話，第二十一篇《進官》記載了子張向孔子的請教詢問之事，第二十包養管道二篇《困誓》記述孔子與門生子貢、子路在窘境中的言談行為。這幾篇所記重要是孔子與門生的對話以及門生的言論、表現，故而在書中集中連續擺列。
凡上所述，不難看出孔安國基于“以事類相次”的原則，對《家語》原資料進行了從頭編次，分別將記載孔子的言行、孔後輩子們的論說、孔子門第、孔子臨終情況的篇章進行擺列，使各篇之間有著鮮明的內在邏輯。需求留意的是，畢竟《家語》原資料經歷了波折的流傳過程，與《曲禮》亂簡相雜，有些資料欠好歸屬，使得孔安國在編輯《家語》的過程中確實存在僵硬拼合的情況。如《執轡》篇，他將“子夏問生人萬物氣分”章、“子夏問易”與後面“論政”兩章資料合為一篇，兩者內容不類，明顯有雜湊的嫌疑。可是可以確定的是，孔安國的編次任務必定是盡心盡力的，進行了認真的剖析梳理，盡力使這些資料按順序相排合適必定邏輯，保留了孔子與晚期儒學的主要文獻資料。
《家語》成書后，孔安國又撰寫序文附后，除詳細介紹此書的流傳、編集等情況外，還特別說明了他對資料舍棄之來由———“自別屬《曾子問》”“本不存乎《家語》”，并說“將來正人不成不鑒”，提示讀者留意。整個序文將《家語》一書的歷史和本身所做的任務娓娓道來，正類似當今作者或收拾者為說明寫作原委所作的媒介或許后記，成為我們明天清楚《家語》流傳和成書的寶貴資料。
基于下面的考述，我們再反觀序文中的“撰集《家語》四十四篇”一句，其中“撰集”二字意味深長。它強調了《家語》之成書并不是簡單的資料匯集，更有“撰”的成分在內。從前文所述我們得知孔安國在文獻收拾任務中，很是專心地改動稱呼、潤色語句、解釋佈景，同時還剪裁資料、合并章節、增添過渡語，而這些也恰是他“撰”之部門的具體表現。經歷細致編撰的過程，成書后的《家語》文字表述清楚細致、章節組織有機統一，篇目擺列井井有理。
三、《孔子家語》的流傳與漢代孔氏家學
孔安國所撰集的《家語》的流傳過程，見載于書后所附的“后安國序”之“孔衍奏言”和“王肅序”中。“孔衍奏言”稱：
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于孝武天子之世，以經學為名……安國為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孔子家語》，既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可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分歧日而論也。光祿年夜夫向以為其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語》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圣晚世小儒以《曲禮》缺乏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禆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為宜這般為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唐突以聞。
此份奏言摘取于“后安國序”，焦點內容為上書漢成帝“辨《家語》宜記錄別見”。對于孔衍的奏言，學術界素有真、偽兩種見解。清人范家相在其《孔子家語證偽》一書中力辨其屬王肅偽作。古人分歧意這種觀點，如魏瑋在《〈孔子家語〉“三序”研討》中對范氏所列辨奏言為偽的證據，如博士(孔衍)之奏不見于他書，《漢書·藝文志》并未記載有此奏事，孔衍不成能見劉向《別錄》等逐一作了反駁。考諸史實，范氏辨其偽是受《孔子家語》“偽書說”影響所致，所列偽據多難以成立。筆者認為整個“后安國序”紛歧定靠得住，前文亦有論及，但所錄孔衍奏言內容在當時應有官方存檔，向壁虛構的能夠性較小，其內容與其他史料所載漢成帝劉向校書之情況相合適，還是比較可托的，當為“后安國序”作者如實錄進。奏言言辭懇切而激憤，流露出孔衍對安國所傳孔家學術的珍視與厚愛，以及對劉向《別錄》未著錄《家語》的氣憤與不滿。孔衍高度褒揚了《家語》一書，筆者認為此書既為上呈成帝的奏章，其言必嚴謹穩重，不敢虛稱。
由此奏言又不難知《家語》成書后的命運，其在漢代與其他的孔家古書(《古文尚書》《古文論語》《古文孝經》)命運類似，都沒有被立為官學。而在“孔安國序”中孔安國自敘稱撰集《家語》的緣由是“竊懼祖先之典辭將遂泯滅”，其保留祖先遺產，傳承家業的意圖顯而易見。故而在立學官無看后，為防止“祖先之典辭將遂泯滅”，我們認為孔安國確定將它遺于子孫，即如《尚書序》所言的“傳之子孫，以貽后代”。“王肅序”載：“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祖先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又《連叢子》記載孔長彥、孔季彥的學術活動時，云：“家有祖先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兩者皆言孔家有“祖先之書”在內部傳承，《孔子家語》當為此中之一，而孔長彥、孔季彥、孔猛也當是《家語》傳習者。據學者考證孔猛為孔季彥包養意思之孫，而王肅也恰是通過孔猛而得孔家之書。他得書后，發現此中與本身所論“有若重規疊矩”，非常欣喜，認為是“今或許天未欲亂文雅，故令(孔猛)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進而為《家語》作注，并將之公布于世，最終使《家語》廣泛風行開來。此書包養金額家傳的歷史也由此結束。亦可知，《家語》一書從西漢孔子第十二世孫孔安國到三國時期的孔子第二十二世孫孔猛一向傳習不息台灣包養網，有著久遠的孔氏家傳過程。
李學勤師長教師于1987年在《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一文中指出，在“漢代儒學定于一尊之后，孔子后裔一家出過若干人物，有的受封襲爵，有的官吏顯貴，也有一些世守家學，成為一個學派……學者中最早的一個是孔安國……此后有些人傳習他的學術”。由此論可知，孔安國與漢代孔氏家學的興起和發展有親密的關系。漢代孔氏家學內容豐贍，傳習今、古文《尚書》，世修古文經書，教導宗族後輩，呈現出一派興盛的面孔。孔安國對《家語》的撰集與傳承無疑屬于漢代孔氏家學中的主要內容。
《家語》全書四十四篇，包含與孔子有關的各類小故事數百個、孔子語錄數百條，是現存記載孔子事跡與言論最多的文獻。盡管或如“孔安國序”所云，其非“正實而切事者”，並且“屬文下辭往往或有浮說”，但畢竟資料傳自先秦，淵源有自。王承略師長教師對此書作了較詳的評包養犯法嗎價：起首，《家語》保留了某些獨一無二的文獻資料，是研討孔子、孔後輩子及先秦兩漢文明典籍的主要依據。其次，《家語》保留了比較準確靠得住的文獻資料，可以對傳世的其包養違法他典籍匡謬補缺，具有足資參考應用的史料價值。復次，《家語》保留了一大量比較原始的文獻資料，有許多處所明顯地勝于其他相關古籍，具有主要的版本、校勘價值。楊朝明師長教師稱其為“孔子研討第一書”，并作了高度的評價，說：“《家語》不僅是專門的孔子儒學的記錄，並且在規模上也超過了儒家‘四書’中的任何一部。與《論語》的簡略比擬，《家語》有完全的場面；與《年夜學》《中庸》作為專題論文比擬，《家語》中的思惟更為周全；《史記》記錄了孔子事跡，但《家語》的記錄時代更早，內容更多，加倍準確。”《家語》的主要學術價值也從側面凸顯了孔安國的歷史功績。他撰集《孔子家語》為后世研討孔子和儒家思惟保留了豐富而寶貴的文獻資料，其以家學情勢傳承《家語》亦為孔子思惟的傳播、孔氏家學的發展做出了主要貢獻。
綜上所論，孔安國作為漢代孔氏家學和兩漢經學史上的主要傳承人，其與《孔子家語》的關系有賴于出土文獻的佐證，得以了了。由“孔安國序”推論，孔安國從秦、漢初流傳的“孔子之言與諸國事、七十二門生之言”的原簡正本以及相雜的“《曲禮》眾篇”的竹簡中收拾出四十四篇，“以事類相次”，撰集成書，又特作序文介紹成書原委，并以家學情勢流傳于孔家內部，直至三國孔猛時。而今本《家語》已非孔安國編輯時的原貌，經過了王肅注解以及上千年的輾轉傳抄，大批的收拾、改動、增損天然難免，但這并不等于偽作，包養感情需求穩重對待、感性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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