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暮年仁義體用動靜關系的再展開——基于《朱子甜心花園語類》的史料批評
作者：孫逸超（上海師范年夜學哲學與法政學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2期甜心寶貝包養網
摘要：本文基于朱子文獻的史料批評，特別是對于《朱子語類》的批評研討，考核了朱子哲學中“仁義體用動靜”關系的變化過程。在乾道七年與呂祖謙、張栻等的辯論中樹立了“仁用義體”的新模子，以區別于傳統的“仁體義用”。慶元二年在與董銖的討論中為了協包養合約調揚雄和周敦頤的牴觸提出了“仁體剛而用柔”的命題。通過史料批評解決了《朱子語類》中關于這一命題的牴觸表述。同時在慶元三年又在與輔廣的討論中提出了“仁體靜而用動”的命題。而在面對更復雜的經典間的牴觸時，又持各自分說、并行不悖的態度。展現出朱子基于經典解釋所樹立的哲學命題的復雜面向。
關鍵詞：朱子;《朱子語類》;仁義體用;史料批評;
南宋道學特別是朱子學的資料堪稱眾多。要樹立嚴格的學術研討規范，必定應該從各類資料的批評研討開始。歷來研討朱子思惟特別重視《朱子語類》，但《語類》資料編輯過程頗為復雜，本文即通過對《朱子語包養網車馬費類》資料展開史料批評，試圖解決“仁義體用”這一命題中的問題。【1】
仁義體用的關系問題是朱子體用觀中主要的一環，可事實上《朱子語類》及其他資料中對于“仁義體用”的關系前后牴觸，以致于朱子的命題自己畢竟為何都沒有定論，遑論從中研討朱子的體用思惟。本文即基于史料的考證與批評考核朱子“仁義體用”的表述的轉變，特別是暮年與門人討論的過程。
在己丑之悟后，朱子對于《太極圖》中仁義禮智與體用的分派，提出過兩種分歧的計劃。先是依循傳統的仁體義用，后又改用原創的仁用義體。但前后兩種解釋在體用分派上恰相反，顯然形成了一些困難，是以為了協調兩種在分歧場合下所說的四德與體用的關系，樹立更完全自洽的體系，朱子暮年在與門生的討論中提出了“仁體剛用柔，義體柔用剛”的命題，并且延長到其他相關文本的討論中。
一、朱子仁義體用的轉變（乾道七年）
朱子對仁義中正分動靜體用的計劃有一轉變過程。對于這一問題李麗包養俱樂部珠曾留意到并剖析了互動過包養違法程，而彭榮進一個步驟考核了辯論中呂祖謙對朱熹的影響，留意到了仁義中正分體用問題前后的變化，也就是從“仁體義用”變成了“仁用義體”以及呂對于朱這一問題的最終定型起到了促進感化。【2】
他們雖然留意到了這個轉變，但對于轉變的具體時間尚付之闕如，本文認為轉變的時間在乾道七年秋。
朱子在乾道七年蒲月之前給呂祖謙的信中提到，“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于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為言矣。”【3】這是以中仁為靜，正義為動，即“仁體義用”。此書是答呂祖謙的《與朱侍講》六書，而六書中說“《遺書》建本未到，已用往冬所寄本刊板。”【4】束景南考鄭伯熊刻《二程遺書》于福建漕司在乾道六年秋，【5】當是朱子將刊刻藍本同時寄予東萊，而正式刻本尚未到，東萊姑用朱子之藍本刊刻。故此刻當在乾道七年春以后。而朱子的《答呂伯恭》八書尚未聞呂妻韓氏之訃，故當在蒲月前。是以，朱子此書在乾道七年春至蒲月之間。
朱子在答復呂祖謙的書信之后，經過思慮，進行了一次較年夜規模的修正。此中就有“《太極說》近看盡有未緊密處，已略刊正。其年夜者如……又主靜是斧正與義而言，蓋此是不易之定理，年夜學所謂至善是也。”（《續集》卷二《答蔡季通》四十三書，第4682頁）這就是明天看到的《太極圖說解》定本的計劃，以正與義為靜，中與正為仁。
這封書信中說到“前此相聚兩日”乃指朱子與蔡元定相聚，這是指蔡元定來助修書之事，“俟到此，更商議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續集》卷二《答蔡季通》五十書，第4685頁）此中說到“此兩月無事”，束景南認為是乾道七年七月、八月，【6】朱子自蒲月立社倉后，至玄月東下政和展墓，皆無事。朱子此時在家修《通鑒綱目》，并修正《太極圖解包養妹》。蔡元定于八月來朱子處助修《綱目》，朱子并告以修正《太極圖解》。是以四十三書中的“前此相聚兩日”在乾道七年八月，此書作于此時，而仁義體用分派的修正即在此前后，即乾道七年秋。
是以在乾道八年八月的《記論性答稿后》也特別糾正了原來錯誤的說法。“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爾。”（《文集》卷75《記論性答稿后》，第3636頁）即認為原來分派的地位不當當，應當以正與義為主靜的對象。從此以后，仁義中正分動靜的方法，就變成了后世一向流傳的“仁與中為動”，“義與正為靜”。
總之，朱子在乾道七年春與呂祖謙辯論后，在乾道七年秋改變了仁義中正分動靜的計劃，從“仁靜義動”（“仁體義用”）變成了“仁動義靜”（“仁用義體”），并同時據此完成了新的《太極圖說解》。又在乾道八年八月《論性答稿序》中重申了他的新的“仁用義體”的見解。
“仁體義用”本來是伊川的命題，是以朱子在給呂祖謙的信中談到了仁與中為靜、包養感情正與義為動之后，說“故程子曰：仁體義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過焉者，可以語道矣。”（《文集》卷33《答呂伯恭》八書，第1432頁）可見包養網心得朱子的這個計劃的理論依據是程子的“仁體義用”（“仁靜義動”）。朱子早年也是堅持這一結構的。朱子在《太極圖說解》與東萊、南軒的討論中改變了原來的見解，提出了“仁用義體”（“仁動義靜”）的命題。這兩個基于分歧傳統、在分歧時間提出的命題給朱子的理論體系帶來了需求協調和討論的問題。
二、仁體剛而用柔（慶元二年）
揚雄有“于仁也柔，于義也剛”的說法，而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卻主張仁陽義陰，朱子早在淳熙十五年就留意到了這個牴觸：
如揚子說，“于仁也柔，于義也剛。”今周子卻以仁為陽，義為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即是形而上者，屬陽；才屬于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即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幾多風行變動在（柔）。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剛）。【7】
但朱子此時只是從分歧的角度往解釋二者，以天理的實現展開活動的“活動性”為陽，成績為具體的事物之性為陰。而展開活動風行變動所所以柔，成績事物后分定不易，所所以剛。并沒有要將二者放到一個統一的解釋框架下的意圖。
朱子是在董銖的提問包養網心得下正式提出“仁體剛用柔，義體柔用剛”這一命題的。
（董問：）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這般。或謂楊子云：“正人于仁也柔，于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
（朱子答：）仁體包養條件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文集》卷51《答董叔重》九書，第2374頁）
仁為陽剛為風行之用，義為收斂為必定之體，這是朱子詮釋濂溪的說法，即仁用義體。但董銖留意到了揚雄法言中的說法“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恰與仁剛義柔相反，朱子于是提出了“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的命題。對于這一命題，輔廣也進一個步驟請教，朱子也更清楚地展開了他的論述：
師長教師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包養合約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這般。仁便有個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個磋商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廣。（《朱子語類》卷6，第122頁）
“太極之動”是就“體”而言，仁剛義柔，也即朱子發揮濂溪的仁用義體；“一物中陰陽”是就“用”而言，仁靜義動，正與程子的仁體義用相合。這樣，朱子就是以周子為體，程子為用。別的，朱子給袁樞的回信，以及與黃子耕、萬人杰等人的對話中，也提到了揚雄的這個問題。
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東南主秋冬，而以斂躲為事。作長為生，斂躲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而彼揚子云之所謂“于仁也柔，于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謠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無妨自為一義，但不成以雜乎此而論之爾。（《文集》卷38《答袁機仲》五書，第1673頁）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即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躲縮，即是那陰底意思。”（《朱子語類》卷6，第106頁）“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揚子云：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又自是一義。”（《朱子語類》卷47，第1185頁。）是以朱子認為，仁為陽剛，是指其發動、舒暢的意思包養意思；義為陰柔，是指其收斂的意思。給袁樞的信中所謂“其用處之末流”就是指揚雄的這句話是從“用”上講，仁之用柔，義之用剛。“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就是仁義各自分體用陰陽。是以這里朱子也是主張仁之體剛用柔，義之體柔用剛。
可是問題并非這么簡單。在《語類》中，有兩條董銖所錄，恰與書信所說相反，
問“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邪?”曰：“然。”銖。（《朱子語類》卷6，第122頁）
問：“仁是柔，若何卻屬乎剛?義是剛，若何卻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卻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卻柔。但看萬包養犯法嗎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卻有懶惰處；秋冬間陰勝，卻有健實處。”又問：“揚子云：‘正人于仁也柔，于義也剛’，若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包養行情“然。”銖。（《朱子語類》卷77，第1970頁）
同樣是揚雄的仁柔義剛，朱子卻以揚雄為體，濂溪為用，也就是“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對這一現象可以有兩種懂得，一是以書信為準，取仁體剛用柔之說。賀瑞麟便懷疑叔重此段文字記錄有誤。【8】二是認為朱子的思惟發生了變化。今查李道傳池錄，董銖實際只錄了《說卦》這一條語類，可是從“又問揚子云”以下別為一段，而與前文相鄰。【9】此為池州所刊之底本。之所以又多出《性理三》所錄之文，能夠是后半條因為命題別緻，被單獨輾轉流傳，收在后來的饒錄中，【10】而后半段文字與三才章無關，黎靖德編輯進了《性理三》。實際是董銖只記錄了一次，且為丙辰春（慶元二年）所錄。值得留意的是，池刻本此下小注云：“上二條恐記誤。”【11】這是黎靖德編《語類》所沒有的文字。而這幾個字極有能夠是董銖自注。看來董銖在收拾時對這條記錄提出了否認。
再考朱子所答董銖的書信的時間。朱子答此信之時，輔廣正在精舍。而輔廣所錄在池刊本中未見，應該在丙辰冬丁巳春后半殘缺部門。因為輔廣所錄紹熙五年都下所聞的部門沒有殘缺，而黎靖德編輯輔廣語錄所有的源自池州錄。可見朱子答復董銖的信應該在慶元二年冬至三年春。
根據時間推算，最能夠的情況是，董銖在慶元二年春提出了這一問題并做了記錄，但記錄有誤，把剛柔順序記反了。離開滄洲精舍之后，本身也對當時的記憶不很確定，遂在書信中（答董叔重九書）正式提出這一問題，朱子就親筆明確提出了這一命題，公然董銖記憶有誤。日后董銖收拾語錄時并沒有刪除這部門記錄，而是鄙人面注出了“恐記誤”。黎靖德在編輯時，刪往了“恐記誤”的小注，又把這段資料輾轉流傳的后半部門重復收錄，就使得“仁體柔而用剛”的錯誤說法在今本《語類》中出現了三次。
而朱子答復董銖的書信大要在慶元二年冬或三年春，此時輔廣正在精舍學習，看到了董叔重的這封書信，并就這一問題與朱子進行了更深刻地剖析。這就是今本語類中看到的輔廣的記錄。
假如以上推理不誤，那么“仁體剛而用柔”就是朱子確定的命題台灣包養，朱子思惟并沒有變化，而董銖慶元二年春乃屬誤記。
三、仁體靜而用動（慶元三年）
朱子又有仁者體靜而用動的說法。這是因為《論語》中有“仁者靜，智者動”的說法，而這恰好與《太極圖》中仁動而智靜相反。這個直接的牴觸，朱子顯然需求加以解釋。
朱子早年沒有直接對這個牴觸進行解釋，但對仁者靜、知者動已經提出了“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的說法：
“仁者靜”，或謂肅然不動為sd包養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于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于天理之當然耳。謨。（《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通老問：“仁知動靜，合二者若何?”曰：“何須合包養管道?此亦言其多耳。不成仁者便愚，知者便一貫流蕩!要之，安靜中自有一個運動之理，運動中自有一個安靜之理，方是。”可學。（《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知者動而不靜，又若何處動?仁者靜而不動，又逝世殺了。是則有交互之理。明作。（《朱子語類》卷32，第826頁）
周謨所錄不晚于紹熙二年【12】，據《語類姓氏》鄭可學所錄在紹熙二年，周明作在紹熙三年以后。是以總體上屬于紹熙以前的設法。這實際上是太極動靜問題中“動中之靜”“靜中之動”的意思。從這些說法看來，仁是靜為主，但這是為了更好地動，即有“運動之理”。動時也堅持靜定狀態，安于天理。而知則雖是動，卻堅持“安靜之理”。這個解釋暗示仁者靜體而動用，知者動體而靜用。不過朱子尚未有類似的提法。
與董銖問“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差未幾同時，有學者提出了《論語》與《太極圖》之間的這個牴觸。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卻是動，智卻是靜。”曰：“周子《太極圖》中是這般說。”又曰：“某前日答一伴侶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人杰。（《朱子語類》卷6，第108頁）
此中“條件答一伴侶書”當指上文董銖之信，已在慶元二年冬或三年春，那么此問題當在此時提出。但此時朱子沒有詳細答覆何故長期包養仁智動靜相反，只說了“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這句話。假如依照這個解釋的話，仁應該是體動而用靜。可是之后萬人杰和曾祖道的記錄都是說仁之體靜而用動，智之體動而用靜。
然仁主于發生，其用未嘗不動，而其體卻靜。知周流于事物，其體雖動，然其用深潛縝密，則其用未嘗不靜。祖道。（《朱子語類》卷32，第823頁）
或問：“‘知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知為靜而仁為動，若何?”……很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云：“事理不成執著，且逐件理會。”）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卻言成己為仁，成物為知。仁固有安靜意思，然實施卻有運用之意。”又云：“知是伏躲（祖錄作“潛伏”）、淵深底事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于運用各當其理而不成易處，又不專于動。”人杰。（《朱子語類》卷32，第823頁）
據《語類姓氏》曾祖道所錄在慶元三年，李儒用所錄在慶元包養意思五年，這兩段記錄對這一問題做了較詳細的解答，可以懂得為朱子在慶元三年春因為門生的提問而仔細思慮的結果。朱子強調這里的“仁”、“智”指“仁者”、“智者”，指人而非理。所以他說“仁者敦樸和粹，安于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浚，達于事變，故動。”（《文集》卷49《答滕德粹》，第2277頁）仁者在具體的施用中是主于發生，也就是動的，但就仁者自己而言，他的體段是安靜的。即體靜而用動。知者雖是思慮通達，但在具體的思慮活動中又是縝密淵深，而實現在事物上則是具體的事理不成移易。即體動而用靜。朱子的這個共同方法，等于是以《論語》為體，而以《太極圖》為用。
朱子還把這個說法推廣到仁義體用上，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風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無名氏。（《朱子語類》卷6，第122頁）
這就是主張了仁之體靜而用動，義之用動而體靜。與仁智體用之說分歧。
朱子以仁靜知動為體，是有其深入的淵源的。這就是作為道學的舊傳統的“仁體義用”論。這個結構既是晚期道學的一貫傳統，也主導了朱子早年關于仁義體用關系的思慮，直到乾道七年才發生改變。是以，這一以仁靜為體的結構在此時成為解決《論語》與《太極圖》之間牴觸的計劃，是可以懂得的。
不過這種提法與“仁體剛用柔”可謂針鋒相對，並且幾乎同時提出，這就需求進一個步驟推測其間的關系。對于這些現象，本文認為可以有兩種解釋。起首是把兩種說法拼接，構成“二重體用”。以仁為例，就其本體而言，體靜用動，體段本是安靜底意思，但卻是發生運動之根據。就陰陽施用而言，其未發之體段是發越之陽剛，具體實現到事物上，卻是慈柔底意思。結構如下圖。
第二，則是認為兩者并行不悖，并不需求在體用上作更年夜規模的整合。而這恰是朱子對待其他類似命題的做法。
總之，盡管朱子在紹熙以前對《論語》的“仁智動靜”章就有關于此中動靜關系的思慮，但真正思慮《論語》與《太極圖》的牴觸卻是幾乎與答董銖書信論體剛用柔的同時，即慶元三年由其門人提問。而在此后對此問題加以詳密地思慮，在慶元三年以后與門人的問答中得出了“仁體靜用動，智體動用靜”的結論。
四、“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與“教不倦仁也，學不厭知也”
至此，仁義體用的關系已經相當復雜，可是工作并沒有結束。因為經典當中還存在一個牴觸，就是《中庸》中的“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和《孟子》中的“教不倦仁也，學不厭知也”。這兩者之間重要的牴觸在于前者以仁為己，知為彼，而后者以仁為彼，知為己，剛好相反。不過，與上述兩個問題朱子試圖調和分歧，在這一問題上朱子一開始就采取并行不悖的方針。他說：
中正仁義，如正人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為質之類。他處有分歧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此類亦可推矣。（《文集》卷44《答方伯謨》四書，第2013頁）
此書作于乾道七年。【13】可見朱子很早就留意到這之間的差異，並且與《太極圖》中的“中正仁義”也構包養sd成關聯。不過，朱子此時的處理僅僅是認為需求把分歧的問題分開考慮，不用要把兩個文本牽扯到一路。對于這兩個文本的牴觸，朱子的這一態度是一貫的：
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績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相反。然圣賢之言活，當各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銖。（《朱子語類》卷64，第1581頁）
如揚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包養網心得”此等須是各隨本辭意包養網心得看，便自不相礙。淳。（《朱子語類》卷11，第192-193頁）
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儒用錄云：“事理不成執著，且逐件理會。”）子貢說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卻言成己為仁，成物為知。人杰。（《朱子語類》卷32，第823頁）
董銖此錄在慶元二年，【包養sd14】李儒用錄在慶元五年，可見朱子直至暮年仍持此態度。不過另一方面，朱子對于這兩個文本依然作了體用、動靜的區分。
起首朱子在《中庸章句》和《孟子集注》中對這兩段做了清楚地解釋：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15】
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16】
在“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中，仁是天理存主在己之體，知是包養網ppt此天理風行至物之發用。而在“學不厭”中，知是在己自明之體，仁是此理及物之用。這樣的兩種體用關系并行不悖：
“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閎祖。（《朱子語類》卷64，第1581頁）
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低廉甜頭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全國’，豈不是成物?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燾。（《朱子語類》卷64，第1581頁）
李閎祖所錄在紹熙間，及慶元三年，【1包養條件7】據《語類姓氏》呂燾所錄在慶元五年。朱子對兩種解釋并沒有作調和，還是并行不悖地存在著。不過雖然看似牴觸，但二者還是有明顯的共通之處，就是以天理之在己為體，發用在物為用。只是仁有時在己上說其存主，有時在物上說其發用，也就是“體靜而用動”的意味仍可以貫穿此中。並且似乎朱子是以“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也就是仁己知物、仁靜知動作為更基礎的形式：
仁知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恪。（《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卻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泳。（《朱子語類》卷32，第824頁）
林恪所錄在紹熙四年，湯泳所錄在慶元元年。在這兩個對話中，都是先提到《中庸》之說，再提到《孟子》之說的。這種懂得一方面與上文的“仁體靜而用動”堅持了分歧，另一方面，又可以上溯到其早年“仁體義用”的結構。雖然朱子沒有強行加以調和，而采取了“各有所主”的態度，但是“仁體靜而用動”的原則還是可以貫穿此中的。
綜上，包養留言板朱子在慶元二年因為董叔重的提問，開始協調兩種仁義體用以及仁義剛柔說的牴觸，而在慶元三年以后對“仁體剛用柔，義體柔用剛”的命題加以確認。同時又因為門人提問，開始思慮《論語》與《太極圖》關于仁智的牴觸，在此后提出了“仁體靜用動，義體動用靜”的命題。而對于“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與“教不倦仁也，學不厭知也”兩章則始終持各自分說、并行不悖的態度，直至慶元年間。同時也有以仁己知物、仁靜知動作為更基礎的形式的傾向。
本文考核了朱子“仁義體用”說展開的復雜過程，而史料批評在本文的考核中起到了主要感化。假如晦氣用晚期的朱子語錄文本進行史料批評和考證，命題的真實性和思惟展開的復雜性都不克不及獲得充足的展現。是以，今后對于朱子語錄資料的批評性研討是很有需要的。
注釋
1黎靖德的一百四十卷本《朱子語類》是經過反復編輯的，《語類》中有不少自相牴觸、與《文集》相牴觸之處，這就需求充足應用各類文獻加以考證，究明此中產生牴觸的緣由。過往這部門任務是比較單薄的，我們現在有條件看到一些原來的語錄，如李道傳的池刻《朱子語錄》，《朝鮮古寫徽州語類》，楊與立的《朱子語略》等，就有能夠對此中的問題進行解答。湯元宋也留意到并嘗試對語類資料加以批評的研討。參見湯元宋：《語類編纂與“朱呂公案”》，《中國哲學史》2017年第1期。
2李麗珠：《‘喜合惡離’與‘形名太過’——朱子注解〈太極圖說〉、〈通書〉過程中與師友互動之剖包養網單次析》，《哲學動態》2017年第2期;彭榮：《朱熹、呂祖謙〈太極圖說解〉辨》，《朱子學刊》2017年第2期。
包養心得
3《白文公函集》卷33《答呂伯恭》八書，《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3年，第1432頁。以下簡稱《文集》《續集》。
4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七《與朱侍講》六書，《呂祖謙選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書社，2008年，第402頁。
5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第441頁。
6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第452頁。
7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4，中華書局，1986年，第2390頁。
8點校本引《記疑》：賀疑“體柔”以下剛柔互誤。
9李道傳編：《朱子語錄》卷15，上海古籍出書社，2016年，第304頁。
10《語類姓氏》董銖名下又標記“饒錄四十六”，即董銖有部門語錄由饒錄而來。
11李道傳編：《朱子語錄》卷15，第304頁。
12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0年，第62頁。
13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國民出書社，1989年，第85頁。
14李道傳編：《朱子語錄》，本條見于丙辰所錄，第326頁。
15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第六冊，第51頁。
16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84頁。
17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第118頁。